馆内藏品种类丰富，包含自然标本、古生物、古人类化石，反映贵州历史的出土文物、民族民俗文物、近现代文物，及瓷器、书画、玉器、文献文书等精品。
贵州省博物馆于1953年筹建，2017年新馆正式对外，新馆外建筑群型极具设计感，犹如5块被切削的菱石矗立在黔中大地，是贵州坚固的象征。“菱石虽小，内蕴文化千岛”，贵州多元的山地孕育出多彩的山地文化与民族风情，在“菱石”里绽放出最美的姿态，展示出贵州人文和文化底蕴。
如果说菱石般的外型是博物馆的躯壳，那么藏品则是它的灵魂。馆内藏品种类丰富，包含自然标本、古生物、古人类化石，反映贵州历史的出土文物、民族民俗文物、近现代文物，及瓷器、书画、玉器、文献文书等精品。
其中，古生物、古人类化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探索地球生命的演进及古人类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并且部分化石还有较高的观赏性；民族民俗类文物是馆藏的亮点，极具地域特色，反映了贵州古老而多元的民族文化，既保存了即将消失的传统技艺，又为人类学家提供了研究材料。
根据贵州的历史与省情，结合馆藏优势及当下的学术研究现状，陈列展览以“多彩贵州”为核心，分为“民族贵州”“古生物王国”“历史贵州”和“黔山红迹”四大主题。
在这里，你可以充分了解贵州特色民族风俗的文化和古黔历史的精髓，从数十万年前的贵州开始溯源，了解千载以来的贵州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亲身感受贵州由古到今的巨大发展和历史变迁，领略其中瑰丽和奇妙。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的出土文物大多是在贵州本土考古发掘而得，其中东汉铜车马、铜柄铁剑及杨氏土司墓的金器等都是有极高价值的稀世之品。这些出土文物对贵州的历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贵州在历史研究中文献不足的短板，勾勒出了一些历史时期的大致轮廓。
贵州被称为“夜郎故地”。考古学家已在贵州部地区发现大量夜郎时期遗址，从这些珍贵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战国至汉代，贵州青铜器呈现出空前发展景象，大量具有地方特色铸造精美的铜器涌现，成为地域文明大跨越时期的有力，而这也正是夜郎国存在时期。中原先进经济文化正是从这时源源不断传入这个山地之国，带来地方社会巨大发展。贵州出土的大量地方特色青铜文物，正不断揭开夜郎国的神秘面纱，还原千百年来人们苦苦追寻的一段历史记忆。
民族文物是馆藏中的重头，从筹备建馆起，贵州省博物馆就一直注重民族文物征集，馆藏铜鼓近百件，藏品数量最多也最丰富多彩的当属民族服饰、银饰，它们全面体现了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审美观念，是中国古代服饰的“活化石”。这些民族文物不光反映了民族群众的生产工艺技巧和艺术水平，而且蕴含很多历史和文化信息，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习俗、心理和教。这些门类丰富的文物藏品，是无比珍贵的历史馈赠的大荟萃，是人类历史生动真实的。
1978年赫章可乐汉墓出土。剑身铁质，狭长起脊，横断面呈菱形，两面刃，有锋。剑茎铜质，弧形牌饰茎首，饰镂空卷云纹、涡纹、弧线纹等；茎中段有孔一，饰突棱两道，四周遍布绳纹；突棱两端装饰云雷纹、连续三角纹。具有地方特点，与周边地区出土的滇式、巴蜀式、中原式等剑有明显区别，对研究夜郎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
出自贵州兴义万屯8号墓，全长112厘米，马由首、尾、颈、足、躯、耳等11段装配，除双耳外，其余9段钧用砂模空心浇铸，铜壳菲薄，铸技高超，马的神态逼真，昂首翘尾，鬃毛平整，竖耳咧嘴作嘶鸣状，十分矫健。车属双曲辕车，双轮十二幅。卷曲成U形覆瓦状的车棚厚度仅0.1毫米，轻柔如纸。整辆车由大约300个零部件组成，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的汉墓中的车马里最精美完整的一个，这对了解汉代车制、冶炼工艺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贵州东汉铜车马的发掘，对研究东汉时期盘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贵州悠久的历史渊源，特别是探究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夜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诚为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及考古研究价值。
投龙简系封建举行“投龙”典礼时，刊刻告文的铜版或银版。此简为长方形铜板，素地无纹饰，通体苍翠如玉，间有褐色斑痕。正面阴刻楷书李隆基告文、年款等共八十六字，背面刻字三行共五十一字。这件简为唐玄李隆基为祈“长生之法”，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投刺紫盖仙洞”之铜版简，时年玄53岁。
1954年，遵义汇川区高坪镇地瓜堡在仓库修建过程中发现一座五间墓室的石墓，石墓在“播州土司”杨氏家族墓群中。由于被发现时曾遭哄抢，两顶金冠残损较重，一些部件已缺失，修复后一顶现存七凤三龙，另一顶现存五凤三龙。
金冠制作工艺精湛，使用了打胎、累丝、錾刻、宝石镶嵌、锻造等细金工艺，冠饰中的龙凤、花朵、蝴蝶等尤其精美，是目前存世的此类文物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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